本报记者 骆珊珊 发自广州

　　约翰•沃德是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个普通农民，拥有89英亩(约36公顷)农田。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位环保支持者，沃德通过“免耕播种法”，减少翻耕时土壤中释放出的二氧化碳，对减缓全球变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更有趣的是，沃德还能把这些通过改进生产方式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拿到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出售，每年能获得约200块美元(约合人民币1328元)。

　　把二氧化碳像农产品一样进行交易，对于美国农民来说早已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自1997年《京都议定书》将二氧化碳排放权定义为一种商品开始，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交易(简称“碳交易”)就已形成。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预测，在2008-2012年间，全球碳交易的市场规模每年可达600亿美元，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容量或为15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

　　但是，在中国境内，至今仍没有一单真正意义上的“碳交易”成功，“全国都想吃第一个螃蟹，为什么没有来吃？因为这里面存在的问题太多了。我们领导的担忧很多，企业的担忧很多。”在一次关于气候变化报道的媒体研讨会上，湖南省CDM项目服务中心主任张汉文告诉记者。

　　然而真正的开拓者，并没有轻言退缩。毕竟，想吃螃蟹的人已经开始行动。

　　CDM获批路漫漫

　　11月2日，在广东省开展国家低碳试点工作启动大会上，广州市市长万庆良建议省委、省政府明确广州成为省低碳示范城市，支持广州建立碳排放交易所。而早在今年2月，武汉市发改委已向国家发改委报送了《关于在武汉市试点筹建国家碳交易中心的请示》。到目前为止，北京、天津、上海和深圳都已建立碳排放交易所。

　　“20年前美国就开始二氧化硫总量控制的交易，投入了20亿美元，将二氧化硫排放量从900万吨减少到700万吨，现在一共产生了1230亿的回报。而中国目前二氧化硫的排放量是2000万吨，如果通过市场机制也能减少到700万吨，估计中国每年的回报将达到1万亿美元。”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副总裁黄杰夫在研讨会上告诉记者。无论是硫排放还是碳排放的交易，看来都是“钱途”光明的。

　　由于我国尚未推行碳排放强制交易，在中国要做真正的碳交易项目，仍是困难重重。国内已建成的交易所目前都只能从碳排放自愿交易上寻找买主，交易量可想而知。

　　根据《京都议定书》的内容，在2008年至2012年间，全球主要工业国家的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比1990年的排放量平均要低5.2%。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遵循的是《京都议定书》中引入的3个灵活履约机制之一—清洁发展机制(CDM)，是针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开展减排设计的：发达国家通过技术和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大减排力度，从而抵减本国所应承担的减排义务部分指标。

　　自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中国CDM项目迅猛增长，以平均每天1-2个的速度不断开发出来，但由于对CDM机制不了解、没有选对咨询公司等原因，导致许多CDM项目在审批阶段就被刷了下来。

　　在去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召开前夕，10个已经进入有条件注册状态的中国风电CDM项目被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简称EB)退回重审，理由是EB怀疑中国的风电上网电价是经过政府精心设计的，即用CDM的收益代替了原本该由政府支出的补贴。

　　来自国家发改委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1月19日，国家发改委批准的全部CDM项目为2369个。但在联合国已注册的中国CDM项目，却只有701个，已经获得签发的中国项目更只有174个。

　　碳交易其修远兮

　　去年8月，上海的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出资27万成功购买奥运期间北京绿色出行活动产生的8026吨碳减排指标，用于抵消该公司自2004年成立以来至2008年底全公司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成为第一家通过购买自愿碳减排量实现碳中和(亦称碳补偿)的中国企业。

　　但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次碳交易，“因为在碳市场里面涉及六大环节：确定总量，配额，分配方式并发放，监测核实报告，交易，直至最后的惩罚机制。其中最关键的是确定总量，如果要进行碳交易，国家必须有碳排放的总量控制，根据总量对各个企业、各个地方分配减排量，有了总量控制才能有成本和价格，才能通过最低的成本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进行市场交易。中国现在还没有确定减排总量，因此我们只能从自愿减排做起。”北京环境交易所总经理梅德文表示。

　　去年11月政府颁布了“到2020年全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但对于总量的问题，没有作出任何说明。然而随着2012年的到来，中国面临的碳排放压力也越来越大。因为根据《京都议定书》第一期承诺，2012年之前发展中国家无需承担全球碳减排义务。那么2012年之后呢？

　　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并没有达成这方面的协议。如果2012年以后发达国家无法为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减排埋单，未来面临的问题就是，CDM可能失效。

　　目前，欧盟是CDM机制最大的买家，但是在2012年到2020年之间，欧盟计划大幅削减在排放交易体系内所使用的CDM额度，所以美国(已于2001年退出《议定书》)等国家是否愿意加入CDM排放交易成为关键。

　　在专家看来，CDM也并非中国碳交易的出路，甚至有业内人士建议，中国应尽快跳出CDM，寻求新的路径来发展碳交易。同样没有加入《议定书》的美国，或许可以成为中国借鉴的对象。美国采取的自愿碳减排交易(VER)与天平汽车保险公司的案例相近，但最大的不同在于，美国不少州政府都设立了强制的总量目标，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也引入了类似欧盟强制配额交易市场的模式，因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碳交易。如果单靠企业和个人的社会责任感，恐怕难以形成相当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