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地区的城市温室气体排放占全球排放的31%，其中中国城市的排放为22%。因此，中国城市的低碳转型至关重要。”12月5日，由社会科学院与联合国东北亚办公室举办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上，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东北亚环境合作办公室副主任纳姆（Sangmin Nam）表示，中国城市的低碳转型至关重要。

　　事实上，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2010确定了五省八市开展第一批低碳试点，并于2012年开展了第二批国家低碳省市区和城市的试点工作。

　　不过，经过前期“自下而上”的摸索，目前我国发展低碳城市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其中包括顶层设计欠缺、统计数据基础薄弱以及配套政策有待完善。

　　11月份，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这些政策将指引低碳城市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表示，在接下来的一年，将会有更加具体的细节将明确并将指导中国低碳城市试点的发展。

　　目前，中国正在积极推动碳交易市场的建设，深圳、上海以及北京已经陆续启动了交易，那么碳市场与低碳发展特别是低碳城市的发展是否具有密切的关联性呢？

　　事实上，欧盟碳交易市场第三期开始主要采用政府拍卖配额的方式，而这笔由拍卖产生的资金则“反哺”欧盟低碳项目的发展。

　　“高碳锁定”大型城市

　　社科院的一组数据显示，按照目前城镇化的趋势，到2030年，将有大约10亿中国人居住在城市。

　　届时的情景将是中国将出现221座百万以上人口城市（目前欧洲只有35座类似规模的城市）以及23座五百万人口的城市。到2030年城市经济产值将占全国GDP的90%。

　　但是不容乐观的是，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高碳锁定正逐渐形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庄贵阳表示，“这种模式一旦形成，一段时期内很难改变”，因此这也要求我国必须走低碳路线。

　　从2011年开始，中国开始试点低碳城市，目前已经确定了42个低碳试点省市。

　　国家发改委气候司副司长李高近日透露，未来将要求这些省市提出温室气体排放峰值目标，从而在峰值目标的控制下加速推动排放总量进入下降通道。

　　其中，镇江已经率先主动提出温室气体排放峰值的概念，并确定争取在2019年左右达到温室气体排放峰值。

　　“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目标已经到了从强度控制到总量控制转变的阶段，未来中国将更多采取经济手段、市场机制加速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李高表示。

　　更重要一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点名了自然资源是有偿的，并且设立了生态红线。

　　“以前只有耕地红线、农业红线”，潘家华指出，事实上生态红线的提出给接下来低碳城市的发展指明了政策方向。

　　碳市场反哺低碳建设资金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政策法规部主任丁丁总结指出，目前两批低碳城市试点数据基础薄弱、低碳发展顶层设计缺乏。

　　而且“资金支持、财税政策等激励措施设施没有很好的配套，地方行政管理职责权限制约，能够提供的经济手段有限，需要从国家层面上得到根本解决。”丁丁指出。

　　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低碳城市是国家和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寻求新经济增长点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但对低碳试点城市来说，面临第一道困局就是资本困境。

　　目前。预计2015年和2020年，中国每年气候变化融资总量目标需要分别达到19632亿元和24646亿元，以实现中国既定的应对气候变化目标。到2015年，中国将面临12219亿元的气候资金缺口，相当于2015年中国GDP总量的1.88%。

　　求解低碳城市中项目融资难的困局，毫无疑问一方面需要建立健全涉及低碳的产业支持政策，包括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另一方面需要引导社会资金以及银行加大对低碳项目的融资支持，甚至可借鉴国外经验，设立碳排放权交易、碳期权期货等一系列金融工具促进融资现状改观。

　　也就是说，对于中国低碳城市的发展急需开拓创新型的融资渠道。

　　事实上，欧盟碳交易第三期开始主要采用政府拍卖配额的方式，而这笔由拍卖产生的资金则“反哺”欧盟低碳项目的发展。

　　据了解，欧盟是用法律的形式将利用碳市场“反哺”欧盟整体和成员国国内的低碳项目发展。

　　不过，中国碳市场尚在起步阶段，属于制度建设期。如何才能发挥碳市场帮助创新融资的作用目前尚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