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三年的尝试后，虽仍然未有真正市场意义上的成果，但挫折中，中国碳市场的发展方向和路径正在逐渐清晰。

　　今年8月份，两年以来中国的第八家环境交易所——贵阳环境能源交易所正式挂牌成立。一面是发展碳交易概念当红，各地争相上马“环交所”；而另一面，一些专家却泼出冷水：我国“环交所”目前主要做的只是促成CDM项目以及环保技术资产等交易，而真正的碳市场无价也无市。

　　“无价无市”这个表述，正切中目前中国碳市场的要害。根本原因，乃是根据1997年达成的《京都议定书》，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不承担有法律约束力的温室气体“绝对总量”的限排。

　　这样一个强制总量指标的缺少，使得整个链条都无法打通。没有限排总量，就无法将排放配额向各个组织发放，产生不了由于碳排放稀缺性而导致的配额自由买卖，碳资产价值就不能评估，整个市场的价格体系也由此无法建立。“而没有碳价格信号，一系列的市场交易，以及碳金融服务几乎什么都做不了。”业内人士曾表示。

　　而整个国际碳交易的大环境也充满变数，《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将在2012年到期，新一轮减排目标达成之前，后事还扑朔迷离。

　　国内外政策、市场上的一系列障碍，使得中国碳市场至今还是有名无实。如何既保证本国经济发展质量，又借鉴国际经验引入市场机制激活国内碳市场，尽快找到一条“中国特色”的碳市场发展路径？

　　两三年的尝试后，虽仍然未有真正市场意义上的成果，但挫折中，中国碳市场的发展方向和路径正在逐渐清晰。

　　CDM的“2012”

　　回顾全球碳市场的崛起，直接受益于《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中共涉及了三种市场交易机制，即清洁发展机制（CDM）、排放权交易机制（ET）以及联合履行机制（JI）。这三种机制的本质都源于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低成本减排路径的经济学原理。

　　这三种机制中，ET与JI都是在发达国家缔约方之间采用的减排机制，只有CDM把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纳入了机制实施主体，也就是和中国最相关的机制。

　　到目前为止，中国是申请CDM项目最多的国家之一。根据公开数据，在联合国CDM项目签发总量中，中国已经占到48%上下的份额，卖出的排放量总共1.88亿吨，流入国内的资金至少可达18亿美元。

　　光卖卖空气，就有大笔美元入账，看上去这是一个“一本万利”的生意。然而，最大的赢家并非是中国，而是许多在中间倒买倒卖的国际投机机构。

　　实际上，只有今年8月份甘肃锦泰电力有限公司与摩科瑞能源贸易公司的金口坝项目，是中国第一例在北京环交所实现的场内交易，即由项目业主自己承担前期开发成本，等项目注册成功后再寻找买家的单边CDM项目。在此之前，很多收购中国CDM项目的中介机构，只需要支付较低的开发成本，等项目正式注册后再转手卖给下家，或者去二级市场加价出售，其中差价可达60%到100%不等。

　　“这就像是农民种了白菜，把最辛苦的事情做完后，被菜贩子低价收购后去城市的农产品交易市场贩卖。赚了高额利润的实际上是菜贩子而不是农民。”这个卖白菜的例子成了各界描述中国CDM市场最常用的比喻。

　　不过更严峻的事实是，看上去现在连白菜都越来越难卖了。EB（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要求愈趋严格、项目审定与核证时间愈趋漫长，已经让CDM 市场急速降温。

　　而且，从性质上看，CDM并不必然通向碳交易市场。“实际上，CDM是基于直接投资的，本身不是碳交易，交易所是交易平台，不是直投的平台。” 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首席代表、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邹骥表示。

　　同时，就全球碳市场结构来看，在2009年全球碳市场中，完全由发达国家参与的配额碳市场占全球碳市场的85%，而CDM一级市场的份额不足全球碳市场的2%，且其未来发展完全受制于配额碳市场的规则。

　　更重要的是，CDM的“2012”正在步步逼近。《京都议定书》作为唯一一个得到国际社会认可、有约束力的二氧化碳减排协议将在该年到期。而第二承诺期中减排目标以及交易机制是否会出现变数，目前都不得而知。

　　下一步是VER？

　　综合各方面政治、经济上的不确定因素，很多业内人士都表示，中国应该尽早跳出CDM。那么，CDM之后的下一个发展路径在哪里？

　　作为不承担绝对排放限制义务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显然没有办法参考欧盟基于总量管制的配额制交易体系（EU-ETS）。那么因未签订《京都议定书》而同样没有强制减排总量的美国碳交易模式：自愿碳减排交易（VER），成为了中国碳市场下一步的可能性走向。

　　就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天津会议”期间的一个边会上，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官员公开表示，鼓励和支持CDM项目合作的同时，引导和规范自愿减排交易。而为促进自愿减排市场的《中国自愿减排市场管理办法》也将出台。

　　官方层面之外，一些国内的交易所针对VER的探索也已经有所展开。北京环交所推出了中国首个自愿减排碳标准——熊猫标准。同时，北京环交所将联手美国知名机构推出中国的新能源与VER指数，进而为中国VER定价。

　　而去年8月，北京环交所还做成了“国内自愿碳减排第一单”——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北京奥运期间绿色出行产生的8026万吨碳减排指标。该项交易，折合吨价为33元，总交易金额为30万元左右，捐赠给了当地的社会福利组织。

　　同时，天津、上海的交易所已经开始试运行自愿减排服务平台。上海环交所也制定了一个自愿碳减排标准，并将这一标准首次运用于世博场馆的核查。不过，上海环交所总经理林健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各地的自愿碳减排标准还谈不上各自为政或者竞争。“现在都还是空白，我们都在作探索。”

　　那么，接下来的疑问是，没有强制减排义务的前提下，如何推动自愿减排需求？英国碳交易咨询机构高级研究员亚里桑德罗•维特利曾向媒体解释，自愿减排的需求主要出自三种，第一种是出自企业社会责任；第二种是国家尚未要求设定总量，但购买者预期国家将在未来某个时刻要求强制减排，因此先期获得排放交易的经验；第三种是希望购买现在的自愿减排量，能够在将来的总量控制交易中获得合法抵消。

　　最早引入VER机制的美国，需求最主要来自于第一种，即在各州对于环境保护的措施再加上跨国公司对企业责任感的履行。不过，虽然未加入《京都议定书》的强制减排队列，但由于美国很多州政府都设立了强制的总量目标，所以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实际上也引入了类似欧盟强制配额交易市场的交易模式，即存在一个合理的总量和分配机制。

　　而对于中国来说，由于企业市场规模和发展程度的限制，单纯依靠企业责任感似乎还不足于推动整体市场发展。同时美国州政府设立强制总量目标的自愿减排也不适应中国国情。因此，虽然有了天排所的“企业自愿减排联合行动”，但VER在中国目前仍处于零星发展阶段。

　　事实上，虽然近年已经出现了快速增长，VER在全球碳市场中的比例也仅仅占了0.27%，与配额交易市场相比仅是九牛一毛。

　　“因为形成规模化的碳市场有三个基本条件：科学性、稀缺性和流动性。基于这个观点，VER不可能有大规模发展，因为它虽然满足了科学性，但不满足稀缺性和流动性。”北京环交所总经理梅德文曾向本报记者表示。

　　因此，对于中国的当前条件来说，VER也许并不是最终发展方向，但至少能够满足亚里桑德罗•维特利所言的第二种需求，即通过练兵来进行能力建设，循序渐进地为碳市场发展积累经验。

　　中国特色的“相对总量控制”

　　仅从目前全球碳市场的组成结构来看，无论是CDM还是VER都只能算是边缘，只有强制的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才是主流，也被业内人士公认为是必然方向。 “发展VER也是无奈之举，只可以作为过渡。”邹骥告诉本报记者。

　　除了VER之外，专家认为，眼下还有一步需要尽快走的棋，就是基于碳强度指标尽快建立中国本土市场的碳价格体系。

　　也就是说，虽然仍然缺乏绝对总量，但中国提出的“2020年前，将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单位GDP碳排放强度40%到45%”目标，在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副总裁、天津排放权交易所董事长助理黄杰夫看来，无疑是中国碳市场发展的一个绝好契机。

　　黄杰夫认为，如果把碳强度指标分解到各个行业甚至企业上，就能使得碳市场出现一个实际的价格信号。再根据政府政策的指导和交易所的合作，以市场的价格信号来配置资源，使得企业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向低碳进行改组。

　　实际上，这也相当于仿效欧盟，先在一些特定行业中试点碳强度指标分配，使得企业之间产生自由交易的可能性。与国内目前仍然通过行政区域来分配碳强度指标导致市场的分割有很大区别。

　　这其实是一条既区别欧盟总量绝对控制模式，又区别美国自愿市场模式的第三条“中国特色”之路，即“总量相对控制”。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副总经理穆玲玲曾如此形容。

　　不过，如何实施“总量相对控制”，将碳强度指标与落实到每个行业、企业的量化指标进行“无缝对接”，仍然充满了难题。比如碳的盘查和测算、登记，各个企业合理的指标设定以及各种体制设计，都还面临着从无到有的过程。

　　除了改进碳强度指标分配以建立碳市场价格信号以外，另一个配合机制就是引入碳税或能源税。

　　目前，在国内设立碳税最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之一，就是是否会进一步加重税负本就不轻的中国企业的负担，更导致企业将额外成本转嫁到产品上。对此问题，一方面专家认为要充分发挥税收的激励作用；另一方面，也有专家认为，为了保障经济与减排平衡发展，不能只直接引入碳税，还需要一系列配套的综合税制改革。

　　也就是说，碳税的增加需要和就业税的降低同时进行，使得企业税负水平总体不增加，以保持企业经营活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保障水平的降低，”邹骥说，“新的碳税或者环境税的增收要通过财政的转移支付来支持社会保障，这是调整要素比价。”

　　碳市场发展路径渐明

　　困扰中国碳市场的一大难题一直是，所有人都知道很困难，但到底应该怎么做，如果意图破局，落棋的先后顺序怎样？

　　虽然距离具备真正市场意义仍然颇为遥远，但整理一下中国近几年碳交易所的发展以及关于碳市场的概念变迁，首先走出CDM的局限，迅速跨入下一个更复杂以及具有市场价值的阶段已经成为各界共识。

　　而即将进入的第二个阶段，即目前所探讨的热点，无论是VER，相对总量控制，还是碳税，这些手段或路径都相应于当下中国的发展阶段，即重在减排成本的控制，而非总量的控制。

　　然而，如果以长远的视野来看，无论坎昆之后的《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将如何约定，中国在碳总量控制将越来越严格将是大势所趋，控制减排成本最终将过渡到第三个阶段，即控制总量。

　　并且，即使是联合国气候谈判会议对待新一轮减排目标设立尚无重要成果，但全球碳市场势必将继续发展。根据公开资料显示，截至今年，全世界碳交易市场将达到1500亿美元。同时，中国自身潜力巨大的内需市场也将起到推动作用。

　　林健告诉本报记者，在政策压力和市场动力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碳市场融入以 “总量管制和排放交易”为主的国际碳交易网络，将是必然前景。而方向明确之下，结合国情和政策指引，从无到有地进行各种探索，正是目前国内碳交易所在碳市场建设方面的主要工作。

　　这种探索暂时还无显著成果，但探索的方法以及大体路径已经成形并取得了较为广泛的一致。正如梅德文所概括的，中国碳市场未来发展的可能路径将是：先自愿市场后强制市场，先商品市场后金融市场，先国内市场后国际市场。

　　对于一直“举步维艰”的中国碳市场，投机潮和迷茫之后，对于发展路径的清晰共识至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作者：宋冰（陈晓晨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