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问题严峻，碳交易制度也被各国所重视。我国的碳交易试点也已开始，北京、上海、广东都已全面启动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

　　碳排放权交易设计方案非常关键，如果设计不当，极易扭曲市场原则，而扭曲的碳交易实则是新的配给经济。

　　碳交易排放体系最成功的是欧洲排放体系，但是即使如此，欧洲将排放限制扩展到航空业的时候，也面临重要的设计缺陷。引发的思考是一样的：在欧洲航空排放管制中，将出现哪个企业发展得越快，就越需要花费更多成本购买碳排放权配额。

　　究其原因，配额在航空业成为一种壁垒。是否可以完成减排，不仅取决于企业减排的努力，更决定于企业的发展计划。也就是说，实质上，以市场化为导向的设计方案却背离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欧洲在其他行业碳交易制度是成功的，与航空业的排放限制、我国某些试点的排放限制的区别到底在哪里，是必须深入研究的问题。

　　在微观基础的差别是：首先，在其他行业而言，在欧洲，碳配额不具备成为壁垒的可能性。因为任何新增产能，只要技术上符合欧洲的要求，欧洲国家政府无偿的给与配额。配额成为壁垒一直是排放权设计的重要问题，只有欧洲排放交易体系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对新旧产能无差别化的配额发放解决了这一问题。在免费还是拍卖的问题，由于拍卖的方式过度的增加了企业的负担、面临企业比较强烈的反对，所以无论是欧洲还是国内拟议中的试点，都在存量方面采取免费形式。但是，如果对增量进行拍卖，那依然是一种壁垒。

　　其次，欧洲是对设施实行排放限制，这样非常容易基于技术标准，确定该设施减排的潜力和数量。当对企业实行排放限制时，无疑管理成本在上升，因为企业是可以通过分拆进行减排的规避。更关键的是，对企业发放配额总量时，无疑有一个隐形的在起作用的量，就是对企业排放做了一个整齐划一的限制，这个限制里包含了对企业发展速度、产业发展速度、地区发展速度的预测和计划。即使这个计划完美无缺，（事实上这种完美无缺是天方夜谭），但具体到企业，进取的企业都不会接受一个平均的发展速度，企业的雄心超越发放的配额，将严重影响企业出售配额的动力，降低交易体系的流动性。

　　第三，政府权限的完全不同。在欧洲的设计工作中，不涉及过多的预测和计划工作。在运行阶段，不涉及过多的审批权力。欧洲排放权配额发放之后，政府权限是微不足道的，企业如何判断市场。如何投资和政府无关，不需要审批，只要排放设施符合技术要求即可。而我们的制度是政府的权限在配额发放之初，就在介入到企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的限制之中。

　　最后，法治基础完全不同。欧洲并不因为是第一阶段，而对制度设计表现出随意性。进入的行业，选择具有科学性、持续性。而我们部分试点，进入的行业之多，是世界最激进的，很难想象其科学性。没有科学性、可持续性，就没有法律的意愿，和金融资产的基本要求相去遥远。

　　解决碳交易制度的扭曲，在于要总量分置，存量和增量配额发放方式一致，增量采取技术控制，而不是数量控制。总量分置，应是碳排放权交易的核心。总量分置，是欧洲碳排放体系的实质，而不是绝对总量限制是欧洲减排的实质。总量的绝对下降，只是欧洲机制的一个宏观结果。

　　碳排放权交易是市场机制，市场机制应在微观机制与欧洲一致，而不是宏观结果上一致，试点方案如果追求在宏观结果和欧洲的一致，在中国特殊的微观环境中，必然带来似是而非相反的实践。

　　这种差异，导致的不是碳交易制度的建立，而只是碳的配给制度。而碳配给又是最差的配给制度。配给的形成，多半是因为短缺。配给，带来了权力的寻租和黑市经济。在以往的配给经济中，是实物的短缺，短期内是难以规避和抵制的。而碳配给的短缺，是人为设计的短缺，因此规避冲动和集体不合作将难以抑制。最后导致制度的失效和形同虚设、自我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