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12月3日电(记者 王丽 孟华 李建敏 吴植)一户普通家庭每天的碳排放量有多少,对于正在大力推进低碳减排行动的中国来说,这仍是个“模糊的数据”。而武汉市的1000户家庭,近期将会收到一张“家庭碳排放调查表”,通过对家庭碳排放量的调查与核算,“碳排放量”将成为指导他们低碳生活的“温度计”。
这项“百千万碳盘查行动”是11月中旬成立的中国首家碳减排联盟--武汉碳减排协会启动的第一个项目,武汉市的100户企业、1000户家庭和10000名志愿者,将参加到这项“碳减排盘查行动”中来。
“我们的目标是核算出每个家庭的碳排放量,并给出一张《家庭低碳建议卡》或《低碳市民碳减排行动卡》,促进人们形成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武汉碳减排联盟副总裁程家忠说,“碳盘查行动”还将征集钢铁、汽车、纺织、金融、能源、房地产等领域具有代表性的百家企业,通过识别碳排放源和清查碳排放量,为企业提供碳资产管理的优化方案。
武汉碳减排协会由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等发起,联合武汉市60余家有较大影响力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组成。联盟成员有碳减排重点企业,有中介认证机构,也有金融服务企业。
作为一家民间组织,协会将按照国际权威、公认的自愿性碳减排规章,组织开展“碳足迹”盘查。并在此基础上,建立集自愿碳交易核证、交易、核销、结算、数据统计等功能于一体的碳减排公共服务平台,以开展中国中部地区第一笔碳交易。
“下一步还将采取政府委托授权、购买服务等方式,使武汉碳减排协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三方非政府组织”,程家忠说。
协会发起者之一的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投资开发节能环保和绿色低碳生物能源产业的公司。12月初,凯迪公司生物质能电厂进入最繁忙的季节,此刻中国农村各地被大量焚烧的农作物秸秆,在这里被转化成清洁能源。
凯迪生物质能发电厂每年要消耗18万吨废弃稻壳、秸秆,周边农民每年可获得额外收入7000万元,而这个生物质CDM项目今年8月在联合国成功注册,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2万吨,每年可为电厂带来约1000万元“低碳收入”。
“随着低碳时代的到来,衡量企业的价值标准将发生深刻变化”,凯迪公司碳资产管理中心主任薛菲说,在气候变化背景下,低碳转型不但是“低碳经济”转型,更是“低碳社会”转型,无论国际谈判进度如何,这个趋势不可逆转。一个有前瞻性的企业更会关注今后几十年竞争力在哪里,越早行动越能把握先机。
2010年7月,国家发改委在中国开展国家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湖北省成为首批低碳试点省份之一。武汉市发改委官员王健说,试点不仅要率先制定支持低碳绿色发展的配套政策,加快建立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体系,还要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统计和管理体系,倡导低碳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民间组织在其中也将发挥重要作用。
在中国积极推进低碳减排行动中,越来越多的民间组织正在成为一股“新兴力量”,活跃在应对气候变化等各个领域,为宣传普及相关知识、提高公众参与意识,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作为中国首批低碳试点城市的天津,2010年初成立了低碳减排民间组织--生态城绿色产业协会,协会秘书长廖蕊说,这是一个由国内外热衷环保公益事业、严格执行相关环保政策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承诺的企业;其他机构与个人组成的社团组织,截至目前,已有51家中外企业和机构加入,协会搭建的交流平台,能够帮助企业参与开拓减排交易市场。
2004年成立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是由中国近百位知名企业家出资成立的民间非营利性环境保护组织,2008年,协会独立出资成立“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从事环境脆弱地区的环境保护工作,推动企业家承担更多环境责任。
基金会低碳经济项目官员刘尚文说,建立中国的碳交易市场,不能单纯依靠政府研究和决策,更需要民间支持力量,特别是企业作为碳交易市场的主体有怎样的需求,一些企业组织的碳减排协会和基金会,可以在这个层面扮演重要力量。
“民间组织在中国是推进低碳减排的先知先觉者”,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副总经理穆玲玲说,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民间组织作为相对于政府、企业的第三方力量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国外的民间组织不但可以制定行规、甚至国际规则,也是推进政府决策的重要力量。
由自然之友、北京地球村、绿家园志愿者、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行动援助等民间组织牵头组成的“中国公民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小组”,曾发布《中国公民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立场》。
中国大学生环境组织合作论坛、北京大学清洁发展机制研究会等7个成员单位发起组成的中国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CYCAN),致力于组织中国青年开展有关全球变暖、能源问题的项目,推动资源节约型校园建设。
南开大学循环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军峰说,民间组织是中国低碳减排自愿的“先行者”和“探索者”,他们在引入理念、示范作用、试点发展方面开拓了区别于政府新形式的工作,成为引导未来低碳发展模式的崭新力量。
专家提出,民间组织在低碳减排中还发挥着独特的“催化剂”作用,面对政府、企业、消费者三方面,民间组织不仅是“串联器”,更是“推动机”,可以搭建三方互动的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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