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控企业究竟对即将到来的碳交易持何种心态？这些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核查到了哪个阶段？他们愿意进行碳披露？

　　随着中国各个碳交易试点启动，上述问题成为业内关心问题。日前，CDP发布题为《面对碳交易，企业是否已经准备就绪？》的2013中国报告，部分摸底了企业对待碳交易的心态。

　　这是这家旨在鼓励企业披露碳信息的非盈利组织连续第六年发布中国企业的碳信息报告。

　　通过向投资者提供碳信息报告的方式，CDP试图通过市场力量鼓励企业去披露他们对于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影响，并使他们采取行动以减少影响。

　　今年的中国报告显示，在经过富时中国A600指数以及富时全球亚太指数投资权重后，综合列出的中国100家市场价值最大的企业中，共有32家回复了问卷。这一数字虽比去年的23家有所提升，但仍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水平。

　　“中国的回复率一直增长，这是积极的趋势，”CDP全球运营总监Frances Way说，“当然我们也看到在相对发达的国家中，回复率已经比较稳定了。比如我们的全球五百强企业回复率已经连续三年维持在了81%。”

　　中国企业碳披露仍寥寥

　　企业未认识到碳排放数据核查应是企业管理的有机部分。

　　与往年不同，今年的CDP报告以“碳交易”为题，关注企业在国内碳交易方面的表现。

　　2013年正是碳交易“元年”，深圳碳交易试点已经开始交易五个月，北京与上海碳交易也于近期启动，7个试点纳入企业约在2000家。但是，报告中的数据并不乐观——回复问卷的企业中，只有3家企业表示参与了相关的排放交易，1家表示未参加，其他没有回答。一家表示没有参与的企业在接下来的两年内都没有参与碳交易的计划。

　　在作为碳交易基础的具体排放数据上，能够给出回复的企业也寥寥无几。

　　报告显示，目前，各省市在开展工作中虽然已经开始通过学习国际经验和开展能力建设对本省市的企业基础排放数据进行核查，但实施核查的企业数目仍然有限，核查的范围不够详尽。如在回复CDP的32份问卷中，只有2家披露了其范围一与范围二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数据，1家提供了范围三温室气体排放来源、核算方法以及相应数据。

　　“当然我们清楚地知道，有相当多的企业实施了核查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报告。”报告称。

　　对此，报告分析，一个公开透明的报告机制是碳交易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但影响企业填报数据质量的原因可能有三：一是各试点企业在不同程度上缺乏历史排放数据且采用不同的排放计算方法和标准，各地的排放数据缺乏可比性；二是数据在报告给政府后，会影响企业的排放配额；三是从企业自身的管理角度看，大部分企业未能认识到碳排放数据的核查应是企业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响应政府的要求。

　　“本次报告之所以拟定这样一个题目，也是因为看到了中国政府在建立全国碳市场方面的宏伟计划，”CDP中国项目主任李如松说，“在西方，碳信息报告是通过市场来推动的，比如投资者、购买者的影响。而在中国，政策的影响比较大。”

　　李如松说，从问卷得到的结果来看，虽然能看到中国企业在相关政策的要求下有所行动，但这些行动离真正形成一个公平、公正且可持续的碳交易市场仍有距离。

　　“所以，面对报告标题提出的问题，我的答案是Yes and no。企业有所进步，真正健康的碳交易市场的建立还需努力。”李如松说。

　　“碳意识”参差不齐

　　CDP针对中国的碳披露环境也做了一些妥协。

　　与其他大部分国家的报告不同，CDP的中国报告虽然列出了包括中海油、联想、中兴通讯等在内的32家回复问卷企业名单，却并没有把那些没有回复的企业公布出来。

　　“我们的中国报告的确是这样，因为毕竟对中国市场来说碳披露仍然是新事物，所以我们要用一种比较温和的办法来操作，让企业适应。”CDP全球运营总监Frances Way说，“但我们的全球五百强报告就会披露所有500家企业的回复情况，也包括中国企业的。”

　　报告撰写者之一，来自TüV NORD公司的王曦华表示，企业没有回复报告有非常多种可能。

　　“在调查样本中每家企业的状况都是不一而论的，他们所处的地位、准备程度、气候变化对他们的影响程度、还有自身具备的相关人力资源，都不太一样，”王曦华说，“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也很难用同一个原因去解释为什么某家企业没有披露，我们只能看到某些行业他们参与的原因，有可能是政策驱动或是价值链驱动的，这是目前比较公认的一个因素。”

　　除了不公布“落后生”外，CDP针对中国相对新兴的碳披露环境也做了一些妥协。

　　CDP中国项目主任李如松表示，CDP本身是一个自愿报告体系，要建立可信度和深度，所以在全球市场上来说都希望能尽可能建立统一的标准体系，追求的目标是相对统一的问卷、计算方式、报告机制。

　　但是在中国，这样的方式还是有所调整。比如，在西方CDP会给企业打分，但是中国市场作为新兴市场，如果打分太低有可能一些企业会不愿意参与，所以就暂时没有这一部分。

　　另一个例子是在CDP的纳入标准下可能每年会有一些新的企业进入，对第一次填写的企业，就会向他们发放相对简单的问卷。

　　即便如此，发放和回收问卷仍然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工作。“我们也只能用一些‘笨办法’，通过上市公司披露的一些联系方式一遍又一遍地打电话、发邮件联系企业的负责人和投资者关系部门，再通过人脉等各种方式和企业联系。”李如松说。

　　这样的情况同样出现在国内碳交易试点工作中。无论是最早开始交易的深圳，还是北京、广东、湖北等试点，都曾遇到过开展碳盘查时难以找到企业对接部门、对接人的困境。对于碳资产、碳信息这一新生事物，许多企业未能及时在管理上予以衔接。

　　不过，本次的中国报告仍然展示出了部分领先企业的表现：在回复问卷的32家企业中，有22家表示董事会指定的个人或委员会承担气候变化管理职责。

　　其中，联想集团表示其气候变化管理工作由总经理领导的气候专员来负责，气候变化方针由CEO主席评估和审批，气候变化战略、对象和目标由生产部副总裁制定并监督执行。

　　中海油成立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来负责气候变化管理工作，中兴通讯成立节能减排委员会来负责企业气候变化管理。兖州煤业成立由副董事长领导的专门部门来管理环保工作。

　　而中国建设银行的气候变化管理工作由公共关系与企业化部来承担。招商局国际成立专门部门，部门经理直接向董事会报告气候管理工作。

　　碳披露的竞争力价值

　　碳数据是管理决策的必要基础。

　　在低回复率的背后，中国企业也不尽然是缺乏意识和不愿披露。面对需要专业碳信息的问卷，企业有些力不从心。

　　“企业不回复的原因，可能首先就是他们确实没有这些信息。” Frances Way说。

　　在发布会现场，来自味群食品的企业代表就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坦言，碳交易、碳信息披露对其而言都是很新的概念，他们的确不太了解具体情况，所以来参加活动听一听。

　　中国移动虽然属于填写了问卷的企业，但仍派了代表来参加，希望能多了解相关知识。

　　多年填写问卷的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也表示，虽然他们已有较丰富的经验，但仍然不知道该采用何种标准来填写报告，另外对报告形式也有疑惑。“我们很困惑到底是单独针对CDP来做一个指标体系或者披露报告呢？还是我们发布一个通用的报告？”

　　李如松分析，对企业而言，首先找到一个相关负责人填写问卷就是一个挑战，其次，问卷涉及的信息可能需要协调多个部门，或者是请其他的机构来做，就会有资金问题。最后，CDP的问卷是一个非常宏观的、对企业商业的一个严格考核，对中国企业来说，这些问题回答起来一点也不容易。

　　“但认为碳核查浪费钱是一种认知误区，”李如松说，“对于管理者来说，事实上碳数据是管理决策的必要基础。但是很多国内企业确实没有认知到那一步，仍然把它看做负担。反过来看，国外企业他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些信息的价值，否则也不会年年披露数据了。”

　　Frances Way说，她此前在投资机构有过工作经验，当时便发现披露这些信息的企业实际上更具竞争力。

　　“我们的数据在很多地方被引用，包括彭博终端机上。我们知道在发布六周中CDP报告被下载了几百万次，我们也看到部分投资者把我们的数据作为投资分析的核心因素，”Frances Way说，“而且我发现一旦企业开始披露信息，他们就会发现这并不难。一旦他们参与进来了，他们就会得到反馈，并发现能够从中获益。关键还是要开始行动。”